2018年台湾电影:“幸福”依旧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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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湾电影:“幸福”依旧在“路上”

  

2018年台湾电影:“幸福”依旧在“路上”

  隐隐觉得,从年初的《幸福路上》,再到年末的《幸福定格》,2018年的台湾电影,是一直走在探讨“幸福”的路上。电影之神的暧昧之处在于,纵使把一年台片中所有的人物、情节和镜头组合,也拼不出所谓“幸福”的答案,也拼不出一个实在的“城市”。电影的虚幻与真实已经重新编织了历史与记忆,正如“幸福城市”并不“幸福”,“台湾”也从未被看见。对于台湾电影的命运,触得到的恰恰只有当下踩着的那条“幸福路”。

  2018年依旧是恐怖电影的大年。其中《粽邪》延续“红衣小女孩”系列的路数,从台湾民间传说“送肉粽”中汲取养分来演绎剧情,取得近5000万票房的不俗成绩,可见此类型依旧是台湾观众最为熟悉和青睐的恐怖片。《切小金家的旅馆》开拓出恐怖喜剧的亚类型,以主人公切小金及两名同学在其家族旅馆中的恐怖经历为“幌子”,在其中编织喜剧化的桥段,而实则回归到误会化解、家族亲情的常规圆满结局中,最终取得近2000万的票房。一部《蓝色项圈》则更重议题感,将中学生学习压力过大的教育问题与恐怖类型结合起来,讲述中学校舍内惊悚事件,只可惜偏执于塑造阴森气氛、制造强行反转,却使得叙事焦点不够集中,整体质感不伦不类、令人出戏,浪费了一个不错的题材,票房成绩也并不理想。《蓝色项圈》提示我们,台湾类型片一贯注重的议题性,使得电影背后的社会效力本不会太弱,却往往陷入议题先行的困境,而类型叙事的技巧不足,反倒削弱了电影本身的力量。在2018年的台湾电影中,讲述“山老鼠”盗取树木的《山的那一边》等作品皆是如此,只有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只有大海知道》清新自然、不落俗套。

  总的来看,2018年台式恐怖的生产依旧前仆后继,却在市场反应中疲态初显。看恐怖片既然已成观众习惯,那么只有优质的恐怖片生产才能与市场的需求相匹配,不负该类型的大好前景。

  长久以来,以及长久的以后,金马奖都将一直是华语电影殿堂的“戛纳”,而非奥斯卡。决定台湾文艺片地位及荣耀的,正是金马奖的提名与获奖,而绝不是票房。2018年对台湾电影来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年,台片在金马奖共23个竞赛类奖项中只斩获8项,谢盈萱的影后桂冠也是台片获得的最重要奖项。在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轮流“坐庄”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必囿于奖项的荣誉及陆片与台片的对比。就让我们把视线锁定在所有那些获得电影节注意的台湾文艺片上,并报以普世而苛刻的评判。

  《角头2》承接着前作的核心命题“角头”(即地方聚落民众的领袖或头目),可谓是极为精准地调取了台湾民间世俗生活的养分。另一部贺岁档作品《花甲大人转男孩》则承接“植剧场”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剧情、设定与人员班底,讲述以郑花甲与阿玮克服阻碍圆满结合为主要剧情的南部乡间生活。纵使片中也有无厘头的穿越设定,但核心仍是一派温暖动人的台情台事。可见,2018年度的贺岁片虽有类型上的巨大改变,褪下了以往闹哄哄的气质,却依旧地方元素满满,稳稳抓住台湾观众的情感共鸣。最终,两部贺岁片的票房成绩双双破亿。

  同样试图去精致地描绘代际之间的关系与人生变迁的,也是金马奖并不得意的《幸福城市》。它由生命中的三个夜晚的偶然事件,去拼凑成一个男人的必然的命运,其中分别涉及与母亲、妻子与新欢的感情。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恰恰是从偶然到必然的这一步没有落到实处,使得每个段落都容纳了太多的冲突,电影也就流于形式与微微的狗血。《幸福城市》意图从底层的描绘与命运的变迁中去塑造城市的形象,但一种设计感破坏了审美的平衡,这也是它不及《范保德》之处。相似的设计感出现在新人导演黄荣昇的作品《小美》中,其中那种通过数个周边人物来侧面表现一个核心人物命运的形式已经毫不新颖。《小美》在结构的设计上没有落到控诉或解剖人性的实处,无法让观众真正贴近主人公小美的幸福。

  在历史如此光鲜的情况下,2018年台湾文艺片中的大师之作并不多,多数纵有心一探台湾人当下之“幸福”,却也常常无力深入,隔靴搔痒。我们欣喜于《谁先爱上他的》《幸福路上》《范保德》一类作品的出现,却也深切希冀领奖台的上下能成为好电影涌现与评判的鸿沟。我们盼望那些电影人的野心,实实在在地落到台湾电影脚下的“幸福路”上。

  《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是那种凭借前作积累的声誉而未映先爆的电影,票房下限绝对不低。电影的思路也充分发挥IP优势,以台湾家喻户晓的乡野传说“人面鱼”为故事主轴发展出外传,将“红衣小女孩”系列引向全新的“魔神仔宇宙”(片尾彩蛋还把前两部的情节贯穿起来),体现出台湾电影在项目开发上的成熟度。但细究之下,曾拍出过《浊流》的庄绚维导演并不比程伟豪做得好:在这凑成电影宇宙的一集中,恐怖体系紊乱,亲情议题过度煽情,又似乎与恐怖的主体魔神仔关联甚微,逻辑难以自洽,以及特效制作依旧差强人意。最后收获近7300万的成绩,显然不及预期。在IP成熟、模式稳定的情况下,不着力的恐怖电影制作无疑会伤害和透支观众对该类型的信赖。

  更鲜明地去描绘台湾少数民族的幸福与否的,是《只有大海知道》。在这部电影里,台湾少数民族不再只是某段记忆、某个形象或某个符号,而是真实的兰屿风景、达悟族孩子现实的处境,包括父亲的缺席、生活的穷困、传统文化的留存,以及城市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我实在是被小演员钟家俊清新真挚的表演惊艳到,他那素人般的质朴、流动着生命力的双眼和无比自然的演技,竟与他在获奖感言中所透露出的对表演事业的渴望毫不违和,金马最佳新演员确实实至名归。回过头来,《只有大海知道》无所指摘,也无所捍卫,它娓娓道来的姿态,代表了大众传媒对这座岛屿上的他者的态度真的是在转型。历史是暧昧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早已无法用悲情或幸福来一言以蔽之。

  贺岁档“幸福”不再,而原属于贺岁档的头筹却被一部一点也不“幸福”的电影夺走,正是林孝谦导演执导、翻拍自同名韩国电影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电影在绝大部分剧情桥段上都复刻原作,讲述张哲凯与宋媛媛从小相依为命,但因自身罹患重病、无法陪媛媛走完余生,于是决定亲手把她推向另一段婚姻。在韩式情节剧本就略显俗套的情况下,林孝谦导演对原作的视听转译、对表演的指导就显得步步谨慎而精确。比如,在原作节奏较快的情况下,林孝谦给了男女主人公相处、相知的更多铺垫,同时后半段揭晓反转的剪辑感染力十足。一部有成功原作作为保证、翻拍忠实而又转译精确、“哭爆全台”营销卖点十足的爱情片,最终拿下年度票房冠军,也不令人意外了。如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也已经在大陆院线日的单日票房甚至超过了好莱坞大片《惊奇队长》。在台式文艺爆款暌违大陆影市多年的情况下,让我们拭目以待它在大陆的最终成绩。

  其他的文艺片便脱下了议题性与“使命感”,拥有更为舒展的创作空间。在更为自由的表达中,那些共通的价值浮出水面。于是,凭借着对如父如子之间的情感与抉择的最细腻的表达,《范保德》仍然成为了我的年度最佳。两代人的两种抉择,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与无情,都正应了雷光夏创作的主题曲名“深无情”。极少出一次长片的萧雅全,在《范保德》中完成了内容与形式、技艺与美学的高度统一,方寸之间已具大师之象;他以一种留白与隐忍的姿态,完成了对亲情与命运的最喷薄欲出的咏叹调。可惜的是,《范保德》在各路陆片的夹击之下,并没有获得金马奖若干重要奖项的提名首肯,颇为遗憾。

  从年初的《幸福路上》说起,它的成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因为20年前的1998年,正是《魔法阿嬷》上映、在台湾动画电影史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成为台湾动画电影传奇的年份。此后的20年间,台湾甚至少有动画长片诞生。整整20年后,《幸福路上》获得青睐无数,在本年度斩获了1290万的票房成绩,并成功拿下金马奖最佳动画片,又成为台湾动画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笔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它以年初台片第一枪之姿,打开了一个贯通2018年台湾文艺片的切口——从古至今的,那些台湾电影中的“幸福”的样子。《幸福路上》极为直白地讲述了自解严以来台湾民众的“幸福”之路,辅以女性成长与社会变化的双线并进。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形式低幼,却无时无刻不对应着世事变迁和政治轨迹,实际上已经是拍给成人、供他们缅怀的政治童话。但是过分的堆砌反而促成了虚妄之感,主人公林淑琪的形象真的已经快被标签塞到爆炸了。

  对观众来说,成为贺岁档冠军的《角头2》自然是新鲜的类型,先来者中纵有精品之作如《艋舺》,也实在少得可怜。可本土观众的买账,并不能把《角头2》推进优秀华语黑帮片的殿堂。《角头2》已把黑帮片的“形”做足,姚宏易的摄影带来浸入感极强的质感,街头乱战场面感极佳。然而“形”再足也不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黑帮片的复刻,“神”的涣散却是大问题。如果将《角头2》纳入犯罪片的序列,同年度台片中反倒是卸下桎梏、轻装上阵的《引爆点》与《狂徒》显得潇洒利落。两者皆由吴慷仁担纲主演,前者更重悬疑和政治阴谋,后者则更重动作及犯罪戏份。吴慷仁在一年之内,见证了两部台湾电影在动作悬疑类型上的突破。《引爆点》由渔民的事件作引,牵扯出渔民与石化公司的纷争、官商之间的虚与委蛇,其中设置多处反转,节奏紧凑,逐步引人入胜。《狂徒》的特色则是纯粹的动作戏和速度感,在台湾电影的呈现里实属难得一见,吴慷仁在片中贡献了邪气十足的反派表演。总的说来,《引爆点》与《狂徒》都没有囿于在地元素的标签,连口白也几乎全是普通话,又是台片制作中少有的类型,无疑拥有了更大的气象与格局;可它们票房成绩却不尽人意,全台均仅为五六百万,成为2018年台片影市的一个无解之谜。

  因为2015年的《尸忆》与《红衣小女孩》,恐怖片忽然成了台湾电影市场的香饽饽,而程伟豪的“红衣小女孩”系列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观众对台湾恐怖片的信赖。2017年的台片票房冠军,正是堪堪破亿的《红衣小女孩2》。如今,该系列再添一部外传,几成台湾最大的商业IP。

  似乎很难再用简单几个词来描述2018年的台湾电影了,它们一一脱下了近年来的若干标签,陷入难以定性的局面。对台湾电影来说,这一年仿佛温温吞吞,阴云笼罩,又似乎总孕育着阳光与希望。

  贺岁档形塑了在地观众的一定审美惯性,正如2019年大陆春节档看似科幻元素当道,但其实冥冥中依旧摆脱不了国人爱看的西游IP,只不过这次耍棍的换成了外星人。而对台湾观众来说,因为猪哥亮的逝世,2018年的开年影市成为自2013年《大尾鲈鳗》以来第一个没有猪哥亮的贺岁档,那些带着荤段子和本土笑料的“大”系列喜剧终于和观众说再见了。终会有新的类型与元素革新这个档期,而期间必然伴随着观众审美习惯的变化与阵痛。2018年,《角头2:王者再起》加入战局,实在是大大改变了贺岁档的综艺嬉闹感。

  《谁先爱上他的》席卷了下半年的台湾院线与舆论阵地,又极为应景成为金马奖舞台上台湾电影惟一的种子选手。李安主席上任的第一年,大陆电影全面来袭,不仅台片失意,金马奖的颁奖台也并不太平。又是不甚如意的一年吗?可紧接着12月,一部改编自同名韩片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横空出世,以2亿多新台币的票房创下了台湾电影3年来的最佳成绩。台片市场复兴?可一查数据,全台破千万的作品仅有9部,远远不及去年。

  堆叠制造回忆的快感,却无法走向未来。《幸福路上》所无法容纳的别个“幸福”的样子,恰好就出现在了本年度的其他文艺片里。金马55台片中的种子选手、最大赢家《谁先爱上他的》所对准的,正是台湾同性恋群体与同妻的幸福。据说,剪辑挽救了成品,那些动画效果、孩子的旁白以及极为舒服贴切的剪辑转场,都帮助电影大大增加可看性,也成功揽下金马最佳剪辑奖。可细究之下,一场在剧作中必将上演的仪式,实则完成了片中冲突双方想象性的和解和虚幻的高潮。《谁先爱上他的》的成功在于,让话题度、剧作、剪辑,甚至是演员的表演都完全融合一体。但只是对观众几场大笑、几场泪水的操控,也会模糊了“幸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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